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109718014 文三甲 吳亭誼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

　　是時候了，在歷史的這一頁即將永遠地翻過之前，我們還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

　　龍應台，華人最犀利的一枝筆，繼思考家族情感的暢銷書《親愛的安德烈》、《目送》之後，龍應台再度推出15萬字新書《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

　　龍應台說，「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藉由文學的溫熱，龍應台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一九四九，一個關鍵的年代。國民政府遷台，對台灣人來講這並不陌生，但這也是我在翻開這本書前對＂一九四九＂這個年代的第一印象，也僅止於此。但在這個時間點前後，有太多人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的因素，從此走上自己完全也無法想像的另一條路，就像其中的一小篇＂棲鳳渡一別＂：「棲鳳渡是個很小的站，看起來還有點荒涼，可是南來北往的火車，在這裡交錯。少年們坐在地上等車，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搭南下的車，離家鄉的父母就更遙不可及了，而且廣州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搭北上的車，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砲火燃燒的戰場，一定會被抓去當兵，直接送到前線，不管是國軍還是解放軍。戰死或被俘，總歸到不了父母的面前。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涼的車站裡，蹲下來痛哭失聲。玉法的二哥，十七歲，把弟弟拉到一旁，說，我們兩個不要都南下，同一命運，萬一兩個人都完了的話，父母親就＂沒指望了＂，所以把命運分兩邊投注；我北上，你南下。」，這麼一別，兩人的命運大大不同，二哥當了一輩子的農民，而小弟張玉法後來成為民國史的專家，一九九二年，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

　　這本書所講述的就是在這個動盪的一九四九年發生的許許多多相關小故事以及在這戰亂中所長大的人們。國共內戰裡，戰局全盤糜爛，不得不一路倉皇撤退至台灣，在撤離過程之中，無數軍民紛紛爭搶可供逃難的交通工具，其中被遺棄者真是數不勝數，作者的父親也是當時的人，書中有寫到：「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是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裡的龍家院走到橫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他從懷裡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他來不及做好整隻鞋，只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紮得非常密實。」讀到這裡，我不禁眼泛淚框，想到當時的情景，道了別之後，便很有可能是永別，老媽媽才會拼死拼活的都要把鞋完成送到親愛的兒手中吧。

　　這麼一個殘酷的年代，一別就是永遠訣別，能夠幸運回到家的，也是一甲子六十年之後了，更有不少人是淪為戰爭下的亡魂，死亡數字說不定都沒有統計到他們，更別說是每一位戰士的姓名了…，對於現在生活在豐衣足食、衣食無缺生活下的我們，是非常難想像的吧，而龍應台透過訪問、對談的方式讓我們了解活在當時的大人物小人物的各個故事，他巧妙的將這群歷經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人，不管是她自己的父母、臺灣人、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澳洲人、德國人等等的人生故事，寫在這本書中，深刻的刻劃出戰爭的殘酷，對侵略者和被害者其實都造成永遠無法抹滅的傷痕。而且更殘酷的是成千成萬死於世界二次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的人，他們為何而戰而死的原因，過去的歷史還不一定有完整客觀的記錄，也有些人的過去是迫於時代背景而過去一直無法透露的，但龍應台都設法將這些故事找出來，也使這本書讀來格外精彩更也讓人震驚。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幾篇，其中一篇是＂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列寧格勒＂。列寧格勒，一個城市的名字，現在被稱為聖彼得堡。列寧格勒圍城。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經大軍兵臨城下，九月八日徹底切斷了列寧格勒的對外交通，城內的各種糧食只夠維持一到兩個月。誰都沒想到，圍城居然持續了幾乎三年，九百天。圍城不僅只切斷了麵包和牛奶，也斷絕了燃料和原料。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優先供給部隊和工廠。平民，在不能點燈、沒有暖氣的暗夜裡，很難熬過俄羅斯的冬天。最先被人拿去宰殺的是貓和狗，接著是老鼠，再來連馬，也被殺來吃了。開始有人餓死，死人的屍體，有時候被家人藏在地窖裡，因為只要不要讓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照領。被送到郊外的屍體，往往半夜裡被挖出來吃。

　　列寧格勒解圍之後，人們發現了坦妮雅的日記。坦妮雅是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看著家人一個個的死去，她無比誠實地寫著自己如何瞪著還沒死的媽媽，心中想的是：多麼希望媽媽快點死掉，他就可以吃他們的配糧。從媽媽沉默地看著他的眼中，他心裡知道──媽媽完全明白女兒心裡在渴望什麼。坦妮雅的親人一個一個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記上寫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時辰。最後一張，寫著，「只剩下坦妮雅」。但這小女孩最後還是死了，這本日記在紐倫堡大審被當作納粹反人類罪的證據。

　　這個小女孩讓人震撼，不必太多的灑狗血鋪陳，一個短短的小故事就可以讓我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無情，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竟會希望自己的親人快點死去，好可以分食口糧，這個時代實在是令我無法想像。希特勒原以為佔領列寧格勒是探囊取物，連慶功宴的請帖都準備好了，沒想到俄羅斯人可以那樣地強悍堅毅，硬是挺著，一個冬天又一個冬天。城內屍橫遍野，德軍也有十二萬五千名士兵喪生。

　　還有一個故事，＂一支香＂，一段蕭萬長先生所親身經歷的故事。她在一九四九年左右，最無法忘懷的是那一位──全家的救命恩人潘木枝醫師。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

　　小小年紀的一個孩子就看盡戰亂的無情，被稱為救命恩人的醫生卻在自己的面前被開槍打死，這叫一個八歲的孩子怎麼承受的了呢？最偉大的是蕭萬長的母親，而她，永遠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兒子竟然能夠成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一九四九，是個悲慘的年代，但也賦予了臺灣一種歷史定位的架構；臺灣，則充實了一九四九在東方歷史上的意義。一九四九是其中移民潮數量最大，改變的社會結構最深，牽動的國際因素最複雜的時代。對於這個臺灣史上關鍵的時代，不管帶來的是痛苦、轉變或新局，它永遠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記憶。


作者簡介：
龍應台，湖南縣衡山縣人，民國41年生於台灣省 高雄縣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學博士
曾任教紐約市立大學，民國72年回國，任中央大學英文語文學系副教授
75年旅居瑞士，77年遷居法蘭克福，任教海德堡大學，88年接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92年卸任現在從事專職寫作!!

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於台灣高雄，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後，一度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灣，先在中央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後去淡江大學外國文學所任研究員。1984年出版《龍應台評小說》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餘光中稱之為「龍捲風」。1985年以來，她在台灣《中國時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雜文，小說評論，掀起軒然大波，成為知名度極高的報紙專欄作家，以專欄文章結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銷售20萬冊，風靡台灣，是80年代對台灣社會發生巨大影響的一本書。1986年至1988年龍應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專心育兒。1988年遷居德國，開始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開台灣文學課程，並每年導演學生戲劇。1988年底，作為第一個台灣女記者，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莫斯科訪問了十天。1996年以後龍應台不斷在歐洲報刊上發表作品，對歐洲讀者呈現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解，頗受注目。自1995年起，龍應台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龍應台專欄」。與大陸讀者及文化人的接觸，使她開始更認真地關心大陸的文化發展。在歐洲、大陸、台灣三個文化圈中，龍應台的文章成為一個罕見的檔案。現定居德國法蘭克福。